宋朝的普通话是今天的河南话吗？

我们现在普遍了解一个概念，即古代存在一种类似于今天普通话的“官话”，是读书人自幼便需学习的。那么，这种官话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。

网上常有人认为，宋朝的官话肯定是今天的河南话，因为都城开封位于河南，皇帝的口音自然成为标准。甚至有人用今天的河南话朗读宋词，声称那才是宋词的“正音”。然而，这种说法与史实相去甚远，谬误得有点离谱。

公元1039年，年仅两岁的苏东坡在四川眉州沙湖的苏家老宅蹒跚学步。然而，此后六十年的时光，他以惊人的足迹，几乎踏遍了大宋疆域的东南西北。

他的故乡眉山位于大宋西部，而他的人生轨迹却异常辽阔。向东，他曾抵达接近东海的杭州和湖州；向北，他到过与宋辽接壤的定州；向南，更是因为屡次贬谪，一路抵达天涯海角的儋州（今海南岛）。此外，他还曾在位于大宋腹地的安徽和湖北等地任职。最终，他在常州离世，葬于河南。

如此广阔的行走范围不禁引人深思：苏东坡走遍三山五岳，所到之处，他用什么语言与人交流呢？如今中国各地尚有方言差异，一千年前的宋朝，这种差异无疑更加显著。苏东坡是地道的四川人，19岁之前从未离开家乡，也未曾接触过现代传播媒介。当他去开封赶考，进士及第，步入朝堂时，他用何种语言与皇帝对答、与同僚辩论？后来，当他成为地方官，又如何主持政务、结交当地人呢？

真相究竟如何？我们不妨听一个宋朝的小故事。宋真宗时期，有两位宰相：寇准和丁谓。一日，两人在政事堂闲聊，谈及天下何地的语音最正宗。寇准来自北方，丁谓来自南方，他们的家乡话各不相同。寇准认为，天下语音最正宗的当属洛阳话——请注意，他说的并非当时的京城开封话。然而，丁谓不以为然，他说道：“四处都有方言，唯有我们读书人的口音是最正的。”

丁谓此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。答案来了：苏东坡走遍大宋天下，他说的不是京城百姓的开封话或河南话，也不是他老家的眉山话，而是一种全天下读书人通用的、非常独特的语言——丁谓所说的“读书人的话”。

这种读书人的话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如今无从亲耳听到，也没有当时的录音留存，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。
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《集韵》这部字典应运而生。虽然它是在宋仁宗时期编修的，但它为每个字标注的音，并非当时北宋都城开封百姓的口音，也不是其他地方的口音，而是一种带有复古色彩的“读书音”。换句话说，《集韵》标注的正是当时读书人的口音标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寇准认为洛阳话最正宗的说法也并非全错。因为《集韵》的前身是《广韵》，《广韵》的前身又是隋唐时期的《切韵》。有学者认为，《切韵》代表了南北朝晚期洛阳和金陵士族的语音。因此，寇准所说的洛阳话口音正宗，与《集韵》所代表的读书音，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寇准和丁谓的观点，都有其合理之处。

语同音的奇妙组合拳

汉字是方块字，统一字形相对容易，秦始皇的“书同文”便是明证。然而，在疆域辽阔、地形复杂的古代中国，要实现“语同音”——即说话一致，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。当时没有广播、电视、录音机，苏东坡在家乡时，也从未接受过朝廷推广普通话的国家政策。那么，中国人的祖先，或者说至少是其中的一小部分——读书人，他们的语音是如何实现统一的呢？

回望历史，这得益于一套奇妙的组合拳，主要有三招：编纂韵书、科举考试考诗赋、以及学堂诵读。这套组合拳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实践。

第一招：制定语音标准——官方韵书。

标准的载体便是韵书。最初由文人自行编纂，到了宋代，更是上升为国家工程，由朝廷组织修纂《集韵》这样的韵书。

国家为何要投入巨大精力编纂韵书？这不仅仅是为了规定哪些字能够押韵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为每个字给出了官方审定的读音。当来自不同地方的两位读书人在某个字的读音上产生分歧时，无需争执，因为国家规定的标准就是最终的依据。这种将韵书编纂提升为国家工程，由皇帝下诏，组织学者，并颁布刊刻的文化自觉，正是在大宋朝开始的。

第二招：推广标准——科举考试。

有了标准，如何推广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考试。现在我们就能理解，为什么科举考试一定要考诗赋了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诗赋需要押韵，而押韵必须遵循官方韵书的标准。因此，为了通过科举考试，读书人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掌握所谓的“正音”——读书人的口音。

通过科举考试这个指挥棒，全天下的读书人，只要渴望进入仕途，便自觉地统一在这个同一个语音系统之下。所以，科举考试考诗赋，不仅仅是考察文学才能，更是考察一个未来的官员、当下的读书人，“语同音”的水平。这恰恰是进入官僚体系的“敲门砖”，因为它不仅要求你识文断字，更要求你能与皇帝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僚顺畅交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口音是会变化的，所以并非一本《集韵》编好便万事大吉。事实上，从宋代开始，官方颁布韵书便成为一项传统，历朝历代都在不断修补完善，直到晚清1901年废除八股文（包括考诗贴诗）后，韵书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第三招：巩固和传承——学堂诵读。

你或许会问，科举考试都是笔试，不用出声，如何能统一口音？这就离不开组合拳中的第三招——学堂诵读。

我们许多人都有早读课的经历，集体朗读课文。要知道，这在中文教育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。在西方的学校里，很难听到整齐划一的朗朗读书声，他们不推崇这种方式。

汉语中有两个表示学习的词：“读书”和“念书”，它们都带有“声”的含义。这并非修辞，而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形式：将所有文字大声地念出来。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描绘了他儿时在私塾的情景：先生一声“读书”，学生们便放开喉咙，人声鼎沸地朗读各种经典。

实际上，当时的学堂朗读并非仅仅是读，更带有旋律，像唱歌一样，这被称为“吟诵”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各地方言的吟诵方式并不完全相同，赵元任先生是常州人，因此他演示的是常州读书人的吟诵。不同地方、不同人，甚至不同诗文的吟诵，都会有所差异，读书人在吟诵中也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，并非完全按照固定的旋律来唱。

然而，正是在这种带有弹性的框架内，哪些字同音、哪些字可以押韵，都严格遵循韵书的规范。因此，正是依靠遍布中国乡村城镇的学堂，无论是官办的太学还是民间的私塾，依靠学堂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，中国的读书人学会了一种可以在出门做官、走遍天下时无障碍交流的共同语。这种语言在历史上被称作“官话”。

“语同音”：中华文明的强力粘合剂

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。欧洲历史上，拉丁文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。中世纪时，欧洲大学里只教授拉丁文，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（即他们的方言）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。19世纪以前，衡量一个欧洲人是否受过教育，看的不是他的母语水平，而是他的拉丁文功底。久而久之，拉丁文便成为了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的身份象征。

世界名著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中有一个有趣的情节。鲁滨逊和他的仆人从野人手中救下一位白人。当鲁滨逊用葡萄牙语询问对方身份时，对方用拉丁文回答：“我是基督徒。”鲁滨逊是英国人，他之所以使用葡萄牙语，是因为当时葡萄牙是海上强国，他猜测荒岛上遇见的白人可能是葡萄牙人。而实际上，对方是西班牙人，并未完全听懂鲁滨逊的葡萄牙语。但他显然也认为鲁滨逊可能是欧洲人，便用欧洲通用的拉丁语进行了回应。那一刻，在远离欧洲万里之遥的南太平洋上，两个欧洲人通过共同语拉丁语实现了沟通。

所以，我们今天探讨的诗赋之学和音韵之书，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如此重要，并不仅仅是出于文学艺术或闲情逸致的考量，它们更是维系一个庞大中华文明的强力粘合剂。过去，我们常强调秦始皇的“书同文”是中国文化统一的重要基础。但通过今天的探讨，我们应该认识到，中国古人还构建了另一套同样重要的粘合剂系统——那就是“语同音”。相比“书同文”，它更隐蔽、更困难，但在实际效果上也更有效。将“书同文”和“语同音”这两大粘合剂结合起来看，不得不惊叹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是如此强大。

我们现代中国人习惯了生活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。从哈尔滨飞到三亚过冬，或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出差，五小时的航班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。然而，这种距离放在欧洲，几乎是从东边的白俄罗斯飞到西边的葡萄牙，横跨多个国家。但在中国，这只是国内航班的正常航程。

这才是中国。它不仅空间巨大，时间延续也特别长。一个中央集权、多元一体的超级大国，竟然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时便已形成。那个时代距离我们谈论的宋仁宗时期已逾千年，甚至比宋仁宗距离今天还要遥远。而且，从宋仁宗以后，这个体系又持续了将近一千年。中间虽有分分合合，但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却始终坚固，从未完全瓦解。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迹。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其中，反而常常忽略了它的神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