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禧真的向十一国宣战了吗？“宣战诏书”的性质

引言

最近，有读者（或听众）留言，提到我之前谈及的“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”一事。这位朋友表示，他查阅了一些史料，认为清廷发布的《宣战诏书》原文可能存在歧义。他指出，诏书的口吻似乎更像是对中国军民的内部动员令，旨在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对外，而非严格意义上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宣战文书。此外，他还提到，涉及德国公使克林德（Klemens von Ketteler）遇害事件的文件，可能只是一份要求驱逐使节的文件，与《宣战诏书》本身是两回事。他希望我能就此问题，进一步探讨这份诏书的性质是否真能被认定为“宣战”。

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和深入思考。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细节。关于清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复杂性，以及这份著名诏书的解读，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。

清廷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

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中国古代的专制政府，在信息发布上常常采取“内外有别”的策略。对内宣传和对外表态，有时会使用截然不同的口吻和内容。这不是晚清独有的现象，而是历史上常见的做法。

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甲午战争（1894-1895）。尽管清军惨败，但当时国内的一些报刊却进行了虚假宣传，甚至宣称清军“大获全胜”、“全歼日军”。这种宣传使得当时许多国内民众长期以为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。这虽然是罔顾事实的宣传，但也反映了政府在特定时期进行信息管控和舆论引导的倾向。

《宣战诏书》本身：措辞、背景与意图

回到1900年的《宣战诏书》（通常指农历五月廿五，即公历6月21日发布的《对万国宣战诏书》）。我多年前曾仔细研读过这份文件的原文。我的理解是，它实质上就是一份宣战诏书。

诚然，诏书的文本中，有很大篇幅是号召国内军民“同心协力，共泄公愤”，带有强烈的内部动员色彩，充满了“仇外、反外”的情绪。这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“内外有别”策略，需要对内进行鼓动。

然而，判断一份文件的性质，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措辞的某个方面，还需要结合其发布的背景、目的以及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。

一系列行动的组合效果

更重要的是，这份诏书并非孤立存在。在1900年前后（特别是庚子事变期间），清廷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的谕旨和文件。这些文件，作为一个整体，共同构成了宣战的实际行动。单独看某一份文件，或许措辞上不完全符合现代国际法对“宣战布告”的严格定义，但其传递的信息和引发的后果，无疑是指向战争。

当时各方的反应与理解

判断这份诏书性质的关键证据之一，是当时各方的反应。

• 地方督抚的反应： 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这份诏书后，明确表示：“此乱命也，粤不奉诏。” 他所抗拒的“乱命”是什么？正是这份要求与列强开战的命令。
• 东南互保： 以刘坤一、张之洞等为首的东南各省督抚，也正是因为不认同中央的宣战决策，才搞起了“东南互保”，公开表示“无论北方情形如何，断不为北方所牵累”，维持与列强的和平局面。他们反对的，恰恰就是清廷的“宣战”行为。
• 用词习惯： 查阅当时的奏章、往来电文以及中外媒体报道，“宣战”一词被明确、频繁地用于描述清廷的这一决策和相关文件。这表明，在当时的语境下，无论是清廷内部官员还是外部观察者，都普遍将其理解为实质性的宣战行为。

形式上的欠缺 vs. 实质上的宣战

那么，为什么诏书的措辞会显得有些“模糊”或“不规范”呢？

我认为，这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清政府，虽然已经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多年，进入了所谓的“近代化”过程，但在外交实践层面，尤其是在遵循国际法和外交礼仪方面，仍然显得生涩和不成熟。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掌握现代国际关系中规范化的“宣战诏书”该如何措辞和拟定。

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欠缺。从诏书发布的意图（驱动战争）、引发的后果（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）以及当时各方的普遍认知来看，其性质、地位和实际作用，都等同于一份宣战书。

结语

综上所述，尽管1900年的《宣战诏书》在措辞上可能与现代国际法规定的标准文本有所差异，并且带有浓厚的对内动员色彩，但结合其历史背景、清廷的一系列相关决策、尤其是当时国内外各方的实际反应和理解来看，我仍然认为，将其定性为“宣战诏书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